一起起案件、一個個糾紛，承載著世間萬象，也折射著辦案人的“身位”。
站在什么身位說話，是個重大問題。
重大的到什么價值？是人生。電影《第二十條》里說，“我們辦的不是案子，是別人的人生”。追溯這句話的現實源頭，我們找到了全國模范法官滕啟剛生前常說的話：“一個案子，對我們來說是工作，可對當事人來說也許就是他的人生，守護司法公正容不得半點馬虎啊?！?
一個轉身，站在當事人一方，“要想公道打個顛倒兒”，那叫將心比心。
以“如我在訴”的意識辦好關乎民心向背的案子，我們必須深思：還差幾個身位？
第一是“情懷身位”。最是情懷動人心，沒有為民情懷，法律條文就是一塊冰冷的石頭。情懷是司法必需品，站在群眾身位的責任擔當是境界的最高“段位”。司法公正，不僅僅體現在條文層面，更關乎每一個當事人的心理認同和法律信仰。每一次法律的適用，并不單純是邏輯推演，還包含著對個體悲歡命運的關懷。每一次有益的審判或者執法，既需要法官“鋼鐵”地對應法律，更需要用使命感和責任意識去喚起老百姓心中的那桿“秤”同頻共振。
第二是“公理身位”。公理與法律條文同向而行，但并不完全重合。從感性的層面來說，法律的產生本就是基于最基礎的感性認識，它來源于生活卻往往相對滯后于社會發展。法律不能解決一切問題，公理的天平本尋求理性和感性之間的相互平衡，糅合道德良知、公理民情等樸素正義于審判之中，方能真正“案結事了”。
第三是“方法身位”。把司法辦案和群眾工作結合起來，嘗試轉變傳統“坐堂問診”的審判方式，對重點案件綜合開展“上門巡診”“現場調查”“實地勘察”“巡回審判”，把自己代入情境走進當事人的內心，在“執法如山”的同時，講清“法理”、講明“事理”、講透“情理”，完全可以實現“春風化雨、微潤如玉暖人心”之效。
“如我在訴”，說的是“身位”，其實是“心位”，捧著一顆心，別忘來時路。